十月九日，央视一套播出了这部史诗般的60集巨制《伟大的长征》，与其说它震撼了观众，不如说它引发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 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期待，似乎更聚焦于那些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但真正触动人心的，却意外地是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 并非为了展现一个符号，而是为了还原一个活生生的人。
于和伟在开机前，就与总编剧陈晋达成共识：以史带人，以人带史。 这句话，仿佛一个秘密基调，决定了他表演的出发点。 为了贴近那个年代的青年领袖，他减了15斤体重，在长达9个月的拍摄期内，每天都反复研磨当天戏份，力求精益求精。 尤其让人难忘的是，在都河畔拍摄发的场景时，碰上了一轮明月。 没有任何铺垫，没有煽情的催泪道具，他仅仅是坐在椅子上，仰望星空，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种流露出的，不是技巧堆砌出来的，而是深沉的感悟，仿佛瞬间穿越了时空，与那个身处困境、肩负重任的青年连上了心。 长征时期的毛泽东，身体是清瘦的，精神是饱满的。 为了还原这种外在轮廓，于和伟戒掉了糖和油，毅然将体重降了下来。 这种内外兼修的努力，才让人物的情绪有了真实落脚点。
然而，再精湛的演技也无法弥补剧本的缺陷。 前几集中的广昌保卫战处理得略显直白，仿佛硬生生地把这段残酷的历史摆在观众面前。 1934年4月10日到28日，红军与国民党军在广昌展开了长达18天的激战。 博古和李德，固执地遵循着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策略，硬生生地将部队扎在广昌，却引来了国民党军七个师和一个炮兵旅的猛烈攻击，每日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 彭德怀早就预见到广昌并非理想的防守据点，但他的忠告却被忽略了。 最终，红军伤亡惨重，约五千人牺牲，其中红三军团更是损失接近四分之一的力量。 战后，彭德怀对李德的怒斥：崽卖爷田心不痛，并非编剧的匠心设计，而是历史的真实写照，是那种经历过生死关头的、绝望而又愤怒的情绪。
这部剧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回避这些失败和争论。 正是广昌的惨败，才有了长征的开始。 正是那些接踵而至的失败、激烈的争论和艰难的探索，才塑造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没有刻意模仿口音，也没有矫揉造作的手势，更多地依靠眼神和停顿来表达人物的情绪。 会上，他不会急于争辩；看地图时，他不会盲目相信方案，而是充满疑虑；部队撤退时，他会将内心的焦虑默默压抑。 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已经正确的领袖，而是一个在被动局面里，依然冷静思考、艰难判断的普通人。
幕后制作团队的付出，同样令人动容。 张永新导演带领着《觉醒年代》的核心班底，用一种看似笨拙却又无比执着的态度，完成了这部史诗巨制。 五年多的筹备时间，三次重走长征路，累计近两万公里，查阅了三千多万字的资料，撰写了六稿剧本，字数更是高达七十多万。 拍摄过程更是艰辛，历时457天，辗转八省十二市，三个摄制组并行运作，六次大型转场。 遵义会址、泸定桥等重要场景都按照1:1的比例进行还原，长征相关场景总计七百余处，道具三十多万件，服装三万多件，动用了四万余次的群众演员。 为了保证画面的质量，全部采用8.2K电影级设备，并穿插了写意风格的版画，力求将历史的厚重感和艺术的审美性完美结合。
小场景，往往比大场景更能考验制作团队的功力。 陈晋在看片会上提到，遵义会议的真实会场只有27平方米，20个人在里面开了三天；苟坝那晚，毛泽东提着马灯走了一两里路，才找到周恩来。 狭小的空间，压缩了分歧、说服和让步，每一句对话都承载着巨大的信息量。 这类戏，真正依靠的不是情绪的渲染，而是史料的严谨和分寸的拿捏。
王劲松饰演的蒋介石，何政军饰演的朱德，曹磊饰演的周恩来（为角色蓄须一年），朱刚日尧饰演的博古，都贡献了精彩的表演。 博古不再是脸谱化的犯错者，李德也并非单纯荒唐的顾问。 广昌保卫战中的激烈争论，充分展现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和坚持。 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战术的质疑，李德、博古等人的固执，都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每个人物都保留了自己的逻辑，最终的判断权留给了观众。
这部剧的时间跨度从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以中央红军为主线，也涵盖了红二、红四、红二十五等多路红军。它没有急于结束，而是将广昌、湘江、遵义、泸定、草地等一系列关键战役一一展现，将会议和行军穿插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而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这条线，始终将毛泽东还原到人的位置：他会犹豫，会被边缘化，会因为战士的伤亡而感到心痛，也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最终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展现出更加坚定的意志和领导力。
《伟大的长征》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更是一部史诗，一部人性的深刻剖析。 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那些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人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 它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宣扬某种政治理念，而在于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