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有些历史人物，被刻画得太完美了，完美得失去了温度。看戏的时候，总觉得隔着一层玻璃，看不见他们真实的挣扎和痛苦。直到于和伟饰演的毛泽东，跪在泥地里，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恳求，只求给孙子讨一口活路，我才猛然醒悟，原来伟人也是人啊。 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被什么狠狠撞击了一下。于和伟并没有像以往的演员那样，站着背台词，或者故作深沉地远眺。他蹲了下来，倾听着，不抢着说话，只是眼眶先红了，红得让人心碎。
我们去为全天下的干人找活路。这句话一出口，我的后背几乎被汗水湿透了。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也不是为了煽动情绪的呐喊，而是从泥土里、从鲜血里、从饿得发疯的肚子里一点点挤出来的，是真实的、刻骨铭心的呐喊。 我记得1993年，那个年代的电视里，关于领袖的戏码基本就定格为一种模式：背手站立、眺望远方，加上一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观众便会自动鼓掌。后来，唐国强那股儒雅领袖的形象深深烙印在观众的脑海里，而古月则将特型脸做成了标准答案。但于和伟，他偏不走寻常路。 最初，他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定妆照片刚公布时，弹幕上全是质疑的声音：这谁啊？耳朵不对，下巴也太尖了。 很多人似乎忘记了，1934年的毛泽东，那个身处困境的青年，本来就不是后世画像中那个永远面带胜券在握的形象。 湘江被渡过之后，八万多名红军战士走了出去，但回来时，却像被生命中掐去了半截。于和伟为了这个角色，减重了15斤，他的脸上不再是那种刻意营造的领袖光，而是一种透着熬夜、饥饿和压抑的灰暗。导演张永新曾说过一句话，直击人心：神似不是偷懒不化妆，是演技磨出来的。 然而，网络上却充斥着一些浅薄的评论：你为什么不学湖南腔？你为什么不叉腰？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模仿口音和姿态，无非是做做样子，充其量只是春晚小品里的滑稽表演。我记得在《伟大的长征》的某几集里，于都河那一晚，月光惨白得让人毛骨悚然，他独自站在河边，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攥着地图，地图的折痕都深深地刻进了他的手心。 战士们一批批地渡过浮桥，有人不幸跌落水中，丧生河道。他没有高呼冲啊，只是默默地抿着嘴，喉结微微颤动。那一刻，他的心里想的，是那些昨天还在和他抢辣椒吃的战友们，转眼间就此长眠于冰冷的河底。这种无力感，比任何拍桌子呐喊都更加令人心酸，也更具力量。
陈晋与于和伟探讨创作时，曾确定了一个核心原则：以史带人，以人带史。 换句话说，先把人演活了，历史自然会诉说。贵州老标语里真有这样一句话：红军是干人的队伍。这里的干人，指的正是那些穷得只剩下一副骨头的苦难百姓。于和伟将这句话拿来，没有使用那种空洞的解放全人类之类的宏大辞藻，而是朴实地说：给干人找活路。 这一声呼喊，瞬间击碎了神坛上那尊冰冷的瓷像，将其还原成一个充满血肉、拥有真实情感的泥人。有一场戏，我反复回看了四遍——他给一个儿童团员系草鞋。膝盖一弯，指尖触碰到草鞋的粗糙表面，就像老树皮一样，那孩子愣住了，他也愣住了。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父亲，在给自己的孩子系鞋带。
其实，领袖也是人，他也会腰疼，也会半夜惊醒，也会对着牺牲人员的名单彻夜难眠。可一些固执的老观众却难以接受：你这样显得不端正，不像主席啊！ 我觉得，那些端坐高堂的泥像，终究只是庙里的塑像，不具备人的温度。 自1995年、2005年、2015年以来，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一茬接一茬地涌现，但那些特型演员却只是换了脸庞，灵魂却始终未变。于和伟这次所做的事情，就是公然地将衡量像不像的那把尺子掰断了。他不刻意模仿口音，并不代表他不曾苦苦钻研。他花费了九个月的时间反复回看素材，先从走路的沉肩开始练习，再到说话的慢半拍，生气时避免瞪眼，痛楚时也不捂胸口。 你可以发现，他审视作战图时，手指的停顿，并非指点江山，而是小心翼翼地，像生怕触碰着地图上山峰的疼痛。 那一刻，他心里想的，是这一笔划错，将埋葬多少兄弟的性命。
有些人嘲讽说，伟人戏里缺乏呐喊和口号，年轻人看不进去。我不认同。现在的孩子们，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故弄玄虚、装模作样的人，你越是刻意端着，他们就越是心生厌倦，转身离开。 于和伟把焦虑、痛苦、隐忍毫无保留地摊在了观众面前，结果弹幕上却刷起了一阵阵 这才是长征 的赞叹。他用真情实感赢得了观众的信任。 不过，假如下次换了其他演员，也照搬于和伟的不学腔、不端架的表演方式，但如果没有经过九年话剧的积淀，没有减重15斤的决心，没有把干人这两个字嚼碎了再吐出来的力量……观众究竟该赞扬他去神化，还是责怪他连样子都不肯做呢？ 伟人戏的尺，究竟该由脸庞来衡量，还是该由命运来衡量？我想，答案已经尽在不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