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朱时茂：从春晚黄金搭档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陈佩斯朱时茂谁更有钱)|娱乐 |陈佩斯 |舞台 |市场 |光盘 |黄一鹤

陈佩斯朱时茂：从春晚黄金搭档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陈佩斯朱时茂谁更有钱) szthrk.cn

2002年的北京，一家不起眼的小音像店里，陈佩斯拿起货架上那张VCD，愣住了。封面上印着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标志。他本以为是粗制滥造的盗版，却发现竟是正版。这一个愣神，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法律纠纷，敲定了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也让两个人的命运从此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在春晚的聚光灯照耀之前，他们已是各自时代的象征。先说朱时茂。198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牧马人》横空出世。那可是谢晋导演的力作，朱时茂在其中饰演许灵钧，一鸣惊人。影片上映后，观影人次飙升至1.2亿，这在今天仍是票房炸裂的级别。换算成1981年，几乎意味着每十个中国人，就有这么一人走进电影院，为他疯狂。那一刻，朱时茂，便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偶像巨星。

那种红，不是如今的网络流量，而是走在街头被人认出、被人追逐，能让整个胡同巷子里都沸腾起来的真正红。再看看陈佩斯，他的起点比朱时茂早了两年。1979年，他跟随父亲陈强出演了《瞧这一家子》，正式踏入了影视圈。陈强是荧幕上塑造反派的教科书式人物，将坏人演到入木三分。而他的儿子陈佩斯，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喜剧的道路。之后，他打造了二子系列，一部接一部，部部引爆市场，票房始终稳居前列。就这样，偶像派的朱时茂，与喜剧派的陈佩斯，各自在自己的赛道上如日中天。直到1984年，春晚将他们推到了同一个舞台。那年除夕夜，这次合作之前，甚至连小品这个词，都还未被正式定义。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在后台对他们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大意是：你们上去演吧，出了什么事，我担着。节目录制前，工作人员还好奇地问：别人叫相声，别人叫杂技，你们这东西叫什么？两人对视一笑，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三个字：就叫小品吧。

《吃面条》就这样横空出世。陈佩斯台上表演得投入，竭力地演绎着一个渴望通过考核的演员，为了呈现逼真的吃面状态，一遍又一遍地真吃。吃到胃里撑得难受，吃到站立不稳，几乎没有台词，仅仅依靠肚子、脸和手，就将观众的笑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台下，黄一鹤紧张地坐在那里，后来他回忆说，直播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等结果的，因为这种表演形式前所未有，他完全不知道观众会如何反应。结果，观众的笑声几乎没有停歇。一个全新的舞台表演形式，就这样诞生了，诞生的方式是两个人带着一丝大胆的试探，硬生生地开辟出来。

从1984年到1998年，他们连续十五年，在春晚的舞台上闪耀。从《羊肉串》到《主角与配角》，从《警察与小偷》到《王爷与邮差》……一个接一个，小品经典不断涌现。有人写文章回忆那个年代，说陈佩斯尖锐的声音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时候，除夕夜的那十几分钟，连鞭炮声都隐没了。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它揭示了一个真实的历史——1987年的春晚，观众们翘首以盼，却不见了他们的身影。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堆积成足足三个大麻袋，信中都只有一个问题：陈佩斯和朱时茂呢？他们去哪儿了？三个大麻袋的信件，那是怎样一种景象？在那个年代，写信需要成本，需要邮票，需要信封，需要邮筒。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写信的人，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在乎。

整整十五年，他们用一个又一个包袱，承包了几代人的除夕夜欢笑。然而，在这风光无限的表象之下，裂痕早已悄然蔓延。1991年，陈佩斯在小品《警察和小偷》里，有一个他认为最精彩的情节，却被导演在彩排时无情地删除了。他不断地申请，反复地要求，得到的答案却始终只有一句：不行。后来，他坦言过这样一番话：无论你说多少遍那样更好，得到的答案总是不行，那样不行。积少成多，矛盾在积累，分歧在加深。1998年的除夕夜，他们最后一次站在了春晚的舞台上。带去的节目名为《王爷与邮差》，陈佩斯为此耗费了整整七年的心血，打磨了剧本。然而，就在直播开始的那一刻，意外发生了——朱时茂的麦克风掉了。

就在上台的瞬间，麦克风掉了。陈佩斯瞬间反应过来，只能竭力凑过去，贴着朱时茂站立，尽可能地靠近他的麦克风，以便让对方说话时能清晰传达。后来，朱时茂干脆扯着嗓子喊了出来。声效光盘也没准备好。那些精心设计的发令枪声，以及万众期待的背景音，全部消失了。许多精心设计的笑点，因此显得有些干涩。下台后，陈佩斯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然而，那个节目，最终还是获得了当年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的一等奖。哭着拿奖，然后选择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一盘VCD，一纸诉状，33万元赔偿换来了一扇紧闭的门。这件事的导火索，正是陈佩斯在音像店里偶然发现的那张光盘。九十年代中期，晚会影像合集的VCD开始大量涌入市场。有一天，陈佩斯在一家音像店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赫然摆在货架上，标价出售。他以为是盗版，准备上前与店老板理论。店老板却毫不慌张，将光盘翻过来，指给他看封底。上面印着：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这家公司，是央视全额投资的国有独资公司。这意味着，他和朱时茂的八个春晚小品，被制作成了VCD，并推向了市场——全程没有事先沟通，没有获得授权，也没有支付任何版权费用。陈佩斯试图协商赔偿。

协商的结果，却是毫无结果。1999年，两人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当时，这件事被很多人视为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赢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这个问题，在判决结果公布之前，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场官司打了整整三年。2002年6月，中国法院网的报道证实，两人最终胜诉。赔偿金额：33万元。33万元，放在今天或许不算什么巨额，放在2002年，也并非惊天数字。但这场官司所带来的代价，远远不止33万元。陈佩斯后来说过：他们随便说一句不，他也会对他们说一次不。

这句话，是他对这件事的最终总结。听起来简单，却承载着二十多年来，再也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事实。胜诉了，却也意味着，那扇门，从此紧紧关上了。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当时两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在这场官司前后，陈佩斯的影视公司宣告破产。这家公司，他早在1991年就创立了。他尝试着投资电影，探索中国第一代独立影视制作人之路，却屡屡受挫。市场机制不完善，偷瞒报票房的情况层出不穷。他曾经派五个小组到河北进行监票，结果发现有些地方只报了三场，实际上映了七场，上座率从80%被虚报成40%。对此，他束手无策。在最窘迫的时候，他甚至负债200万，继续支撑着公司。为了偿还公司的运营欠款，他和朱时茂不得不抽出时间去走穴、接商演，用演出费用来填补亏空。

公司最终还是倒下了。官司赢了，公司垮了，春晚的资源也随之消失。与此同时，春晚舞台上出现了新的面孔。1999年，赵本山携手宋丹丹、崔永元演出了《昨天今天明天》，一炮走红。旧王还在，但新王已经登场。一个崭新的春晚时代，不再有陈佩斯和朱时茂。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场官司的直接后果究竟是什么？对陈佩斯来说，代价十分清晰——离开了春晚，离开了主流媒体的视野，那扇门从此关闭。但陈佩斯对此的态度始终是：不后悔。

他在矛盾最深的时候说过：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十几年被否定积攒起来的愤怒。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再次参加春晚。恰好陈佩斯就在旁边，他接起电话，简短地回答了一句：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已经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后来，有记者问陈佩斯，排话剧怎么有时间，上春晚怎么没时间。他只是简洁地回答了五个字：这事我喜欢。分岔路口——一个人步入剧场，一个人奔向市场。

2001年，陈佩斯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那两年，他和妻子将家搬到了郊区，承包了一片荒山，搭建了两间简朴的小木屋，住下来，沉淀下来，重新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答案是话剧。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更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漫漫长路。2001年，话剧市场几乎一片荒芜。许多城市的剧院都建于上世纪中叶，设备陈旧，灯光和音响效果差，卫生条件也令人堪忧。陈佩斯每次去一座城市，都得带领演员从清理厕所开始，一点点地将演出场地收拾干净。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倾注全部积蓄，打造出了话剧《托儿》。首演定于2001年11月11日，北京长安大戏院。

上座率：高达95%。连续演出七场，一票难求。之后开启全国巡演，一路走，一路演，演了120场，累计票房接近4000万元。这个数字，放在当时，可以与冯小刚的《大腕》相提并论——那部贺岁档国产片的票房不过4300万。一部话剧，竟能与一部院线电影的票房旗鼓相当。在中国话剧史上，这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传奇数字。《托儿》的第一轮巡演，朱时茂也参与其中。他们多年的搭档，情谊深厚，陈佩斯诚挚邀请，朱时茂欣然赴约。演出33场后，朱时茂选择了退出。

退出的理由，他坦诚地说道：我吃不了他这般苦，太累、太寂寞。这句话，没有褒贬之意，只是如实地道出了他自己的选择。话剧的创作模式，是一种极度消耗耐力的生存方式。同一个舞台，同一批演员，同一句台词，每天重复，每天出发，每到一个城市，住进陌生的酒店，走进陌生的剧院，第二天再重复。如果仅仅是拍摄影视作品，在镜头前完成一次表演，观众就可以是数亿人。话剧每场观众最多只有一两千人，观众一个接一个地进场、散场，要将一部作品演遍全国，需要的是年复一年的坚韧。陈佩斯愿意沉浸于此。而朱时茂，却不愿意。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从此，两条道路也渐渐分开了。朱时茂选择了更为顺畅的道路，他没有停歇，继续接影视作品，尝试执导，陆续拍摄了《陌路狂刀》、《长江第一漂》这类作品。

与此同时，他很早就开始在商业领域进行布局。根据公开的工商登记数据，早在1992年，朱时茂就以35万元持股70%，注册成立了海口老茂实业有限公司。那一年，他和陈佩斯还在春晚舞台上携手演绎小品《姐夫与小舅子》，风光无限。但他已经在思考另一件事情了。1999年10月，朱时茂服饰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定位高档男装，后来的报道显示，这家公司在2015年拥有超过500名生产技术人员，固定资产更是达到了4000余万元。股市方面，他入市更早。朱时茂几乎是中国第一批股民之一。刚入市的时候，他把100多万积蓄全压了进去，做好了全盘皆输的准备。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我是没赔过本的股民。影视、服装、股票，朱时茂将资产分散在不同的领域，绝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他不喜欢话剧巡演那种长途跋涉的寂寞，但他却在另一个方面展现出同样的耐心——等待时机，进行多元布局。陈佩斯这边，《托儿》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2004年，《阳台》问世。他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他对喜剧的核心理解，他称之为结构喜剧——深入研究喜剧的底层逻辑，再将其应用于创作。他对差势的解释是这样的：喜剧最核心的东西，是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差势。观众看到一个有些傻气、有些天真的人，会从他身上快速获得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正是让人发笑的原因。

但他强调，笑不是目的，悲悯才是目的。让观众笑着走进剧场，笑着笑着开始发现那个人物的境遇其实很悲伤，最后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重量。这是他对喜剧的深刻理解，也是他花费数十年时间去实践的事情。《托儿》之后，《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阿斗》、《老宅》，一部接一部，全国各地的剧院一场接一场。他没有追逐流量，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没有进行商业演出，只是默默地坚守在舞台上。外界关于他的传言满天飞。有人说他隐居郊外种植果树，生活拮据，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负担不起。这些传言，后来陈佩斯亲自出面澄清——他只有一个儿子，从未有过女儿，更没有学费负担不起的事情。这些年来，他没有沉寂，只是安静地工作，在大众视野之外，在话剧舞台之上。

2015年，一个新的作品首演。名为《戏台》。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军阀攻入北平，点名要戏班伙计唱《霸王别姬》。班主、演员、戏院经理以及六姨太，全部被卷入一场荒诞的闹剧之中。首演之后，这部话剧在豆瓣拿下了9.0分。它走遍了将近70座城市，演出超过360场，吸引近40万人次观看，大麦评分更是高达9.5。这是陈佩斯话剧事业的一个新的高潮。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如何将这部话剧搬上大银幕。

7500字的终点，两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都还在努力地将话剧《戏台》改编成电影。陈佩斯等了七八年。不是不想拍，而是条件不允许。他在路演现场说了一段话，让很多人听完之后沉默不语：把《戏台》拍成电影，仅仅是消耗了他十几年的积蓄。期间，更换了好几次投资人，主要是投资方不相信年轻观众会想看一个71岁的老头当主演。71岁。这个数字就像一座大山，横亘在前方，让很多投资方望而却步。娱乐行业崇尚流量，追求年轻，渴望明星效应。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哪怕他叫陈佩斯，哪怕他的话剧版本豆瓣9.0，投资方仍然会犹豫不决。他就在等待着，更换了一个又一个投资人，坚持了七八年，终于等到了愿意投资的人。影片敲定了黄渤、姜武、尹正、余少群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阵容可谓雄厚。

但上映前，市场并不看好。预售票房只有可怜的二十多万。2025年7月14日，71岁的陈佩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神情中带着无奈和歉意，宣布了一件事：电影《戏台》将从原定的7月17日延期至7月25日上映。他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对不住大家，让您久等了。他带着歉意地解释说，是因为那个周末，突然有几部新电影提前上映，7月18日单日上映新片数量竟然达到了8部，《戏台》面临着巨大的排片压力，他们主动让步，将上映日期推迟到了7月25日。一个71岁的老头，拍摄了一部等了八年的电影，上映前还要为观众道歉，因为档期被挤压了。这件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力量。7月25日，《戏台》正式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