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晖洒进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的房间，时间定格在2015年10月19日下午五点半。索宝莉的呼吸，骤然停止了。她的儿子，用她珍藏的手机，发给国内几位老同事那句简短的微信：妈妈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曾经的东方歌舞团，激起了层层涟漪，让程琳、郑绪岚、牟玄甫等人难以置信。牟玄甫后来回忆起，上次她回国录节目，还带着玩笑般地抱怨团庆晚会不让她唱歌，如今却这样突然离开，仿佛一场未完成的梦。
她离开的那一刻，紧紧握着丈夫的手，轻声呢喃：我想回家，想埋在爸妈身边。那爸妈二字，却隐藏着五十多年来未曾对人提及的秘密。这秘密，像一颗被精心呵护的种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终于破土而出。 那是1983年春晚开播前三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将年仅二十四岁的索宝莉推上了舞台。原定的女歌手因咽炎突发，无法登台。王昆老师急中生智，将她和牟玄甫拉了上来，彩排仅进行了两次。她身上穿的那件淡紫色的上衣，是向一位刚从国外归来的朋友借来的，因为团里发放的演出服实在不合身。站在聚光灯下，她感到手心全是汗，指节被紧紧攥住的话筒，几乎要断裂。然而，当她一开口，整个后台都安静了下来。第二天，大年初一，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单位里的大喇叭，都在循环播放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仿佛在向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随后几年，商演活动如潮水般涌来。她和牟玄甫一起唱着《丢丢铜》、《生日歌》、《宰鸭歌》，与程琳、郑绪岚并称东方歌舞团的三朵金花，她们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
在那之前，索宝莉只是伊春建筑公司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人。在寒冷的冬天，她抬水泥、搬砖头，手上冻得开裂，疼痛难忍。直到词作家乔羽先生去伊春采风，偶然听她唱了一首《南泥湾》，当场写了推荐信，让她去寻找王昆。揣着家里凑的几十块钱，她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两首民歌唱完，王昆老师拍板留下了她。
命运的转折点，又出现在她进团没多久之后。一封家里的来信，告知她养母身患胰腺癌晚期。她急匆匆地赶回伊春，在床边陪伴了养母十天，最终还是未能挽回她的生命。整理遗物时，她从一个旧布袋里翻出一叠信件，是生母写给三姨的，字里行间流淌着深切的思念。信中写得清清楚楚，她出生才二十天，生母就因为心脏病和高血压不幸离世，生父匆忙重组了家庭。是三姨和三姨夫倾注了全部心血，将她从北京接回伊春，并且为了专心照顾她，两口子从此没有再生育。
索宝莉坐在床边，默默地读完了那些信，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养母醒来后，她端水喂饭，却半个字都没有提及这些尘封的往事。在事业走红之后，接受采访时，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父母在伊春，身体挺好。团里的同事只知道她老家是伊春，就连同为三朵金花的郑绪岚，也不知道她并非亲生。
九十年代初，索宝莉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没有盛大的告别演出，没有任何声明。认识了华裔商人屈建之后，她选择远嫁维也纳，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定居，她的儿子李一龙也在那里出生。外界流传着她嫁入豪门，过着享乐生活的说法，她却始终不置可否。 后来，纪京汉先生对记者透露，她实际上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北京，默默地录专辑、磨曲目，并且与丈夫一起创作了一首《谢谢妈妈》，只唱给身边的人听过。
2014年，索宝莉在德国体检时，不幸查出了肾癌，并且已经扩散。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她给家人下了最后通牒，不允许任何人告知国内的消息。她不想让朋友们看到自己化疗后的憔悴模样。
那年的秋天，她回到了北京，与牟玄甫一起录制了一档怀旧节目。妆容精致得无可挑剔，整个过程都带着温暖的笑容，甚至还开玩笑地挤兑牟玄甫当年团庆晚会上不让她唱歌。录制结束后，她立刻开始呕吐，但牟玄甫却并未察觉。临别之际，她对牟玄甫轻声说道：以后有机会，替我回伊春看看。牟玄甫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一年后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才终于领悟到那句话的深意。于是，他真的去了趟伊春，站在她当年工作过的老工地旁边，默默地伫立了许久。
还有一次，同事们聚餐，她的脸色苍白，大家关心地询问是不是太劳累了，她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肾上长了个小疙瘩，无所谓。即便在治疗的间隙，她仍然在认真盯视着一场个人演唱会的曲目和场地，曲目单上的一半是经典的民歌，另一半则是伊春林区的小调。她希望将这场演出办在伊春的体育馆里，唱给家乡的老人们听。然而，那场演唱会，最终未能如愿而至。
她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旋律，却最终在异国他乡谢幕。2015年10月19日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半，索宝莉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将丈夫和儿子叫到身边，坦诚地讲述了自己被命运之手安排，被养父母无私奉养的生命轨迹，以及他们对她的恩情。她也留下了两个遗愿：将音乐版权的一部分收益捐给伊春的教育基金，并将骨灰分成两份，一份留在德国陪着丈夫和儿子，另一份则撒回伊春的林子里。
追悼会简朴地在杜塞尔多夫一间小教堂举行，中国驻当地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前往吊唁，一百多位亲友也出席了追悼会，却没有任何媒体的报道。程琳听到消息后，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她这辈子，太懂事了，什么苦都自己扛着。 她走时，年仅五十六岁。但人们心中，依旧铭记着1983年除夕夜那个穿着淡紫色上衣的姑娘，她一开口，巷口的收音机和单位的大喇叭里，都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灵魂永远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