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在 1993 年拍《霸王别姬》，张国荣饰程蝶衣，张丰毅饰段小楼，巩俐饰菊仙。电影从 1977 年的一次重逢开始，两个多年没有同台的京剧演员重新唱起《霸王别姬》，然后把时间推回 1920 年代的北平。五十多年的历史被压进三个人的身体里：戏班的戒尺、戏院的掌声、日本人占领时的堂会、解放后的新秩序、文革中的批斗，最后都回到那把剑上。
这不是一部只讲爱情的电影。程蝶衣爱段小楼，段小楼依赖程蝶衣，却不肯把这种依赖叫作爱情；菊仙爱段小楼，于是把自己从妓院带出来的勇气、婚姻和尊严都押在这个男人身上。三个人的关系被京剧的角色不断重写，戏里的霸王和虞姬从一而终，戏外的人却一次次退缩、误解、背叛。电影真正残酷的地方，正在于它从来不让“唱得好”自动等于“活得对”。
小豆子是怎样被训练成程蝶衣的
小豆子第一次进入戏班时，母亲为了让他留下，亲手割掉他多出来的手指。这个动作不是一个苦难背景的装饰，而是他日后身份困境的起点：为了进入舞台，他必须先舍弃身体的一部分；为了成为旦角，他还必须不断改正自己对性别的念白。师父让他反复念“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他却总是念成“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直到段小楼用烟袋强迫他把最后几个字咽下去，他才真正被推入虞姬的位置。
豆瓣用户“生来博览”从开场和结尾的呼应写起，认为影片一开始就把程蝶衣放在了依附霸王的位置：虞姬一手拿剑，一手扶着霸王，舞台上的姿势已经预告了他一生的方向。这个观察很有用，因为程蝶衣并不是长大以后突然爱上师哥的。他从小就把小石头当作在暴力世界里唯一可靠的人。小石头替他盖被子、替他挨罚、在师父要打死他时冲出来，这些具体的小事比一句“我爱你”更早地建立了他的信仰。
豆瓣用户“Jane”也把两人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由童年开始的生命托付。她说小楼是蝶衣“对于生活的所有想象”，而蝶衣把对霸王的忠贞连同生命一起交给了戏。这个判断解释了程蝶衣为什么总在段小楼已经走出戏台以后，仍然要求他“接着唱”。对小楼而言，唱戏是谋生，是一份技艺；对蝶衣而言，唱戏是世界还没有崩塌时的最后秩序。两个人都在说“霸王别姬”，但他们说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
豆瓣用户“叔仲彦慧”写自己重看第二遍、第三遍，才注意到影片里那些绵延很远的细节。她说从命运的抗争到命运的无奈，从年少轻狂到年老以后，人物疼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程蝶衣的悲剧因此不能简化为“爱错了人”。他确实爱错了一个无法按照他想象中的方式回应自己的人，但更深的一层是，他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不能离开角色的人。戏班的教育、母亲的抛弃、师父的规训、段小楼偶尔的保护，共同制造了一个只能在“虞姬”里找到完整感的人。
段小楼不是霸王，他只是一个想活下去的人
段小楼小时候拍砖头救场，是师兄弟里最像霸王的人。他有胆量、有身体、有担当，也确实一次次保护过小豆子。但长大后的段小楼很清楚，舞台和生活不是一回事。他可以在台上拔剑，在台下却要向权力、婚姻和时代低头。豆瓣用户“生来博览”特别强调这一点：段小楼从始至终都能分清“戏”和“人生”，所以他在台上像霸王，在台下只是一个想靠唱戏吃饭的凡人。
这并不意味着段小楼就是坏人。豆瓣用户“江行客”把他看成一种家长式的保护者：从小到大，他对程蝶衣有真实的照顾，甚至在菊仙介入两人关系时仍然本能地想护着师弟。问题在于，保护和承担并不是同一件事。段小楼愿意在某些时刻站出来，却没有力量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他能为菊仙拍砖头，却不能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坚持说“不爱”；他知道蝶衣不是汉奸，却在红卫兵面前把师弟推向了台下。
豆瓣用户“四氯化碳233”把段小楼称作现实主义者，把程蝶衣称作浪漫得近乎疯狂的人。他认为小四的变化尤其能说明时代怎样制造“背叛者”：小四最初也想成角，也有对师父的仰望，可当他发现自己永远只能做杂役，嫉妒便借着新思想找到了出口。这个判断让小四不再只是一个讨厌的徒弟。他是一个看见旧秩序不公平，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秩序的人，最后只能用毁掉师父来证明自己存在。
豆瓣用户“Jay”的评论很尖锐，甚至用近乎戏谑的方式质疑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之间的关系，觉得人物选择在现实逻辑上荒诞，尤其难以理解蝶衣为什么要把自己交给一个并不爱他的人。这种不耐烦并不是没有价值。它提醒我们，不能因为电影拍得伟大，就把所有人物都解释成高贵的悲剧英雄。程蝶衣有自己的执拗和伤害，段小楼有懦弱和逃避，菊仙也有强硬、嫉妒和控制。电影的厉害，恰恰在于它没有替他们洗白。
菊仙为什么不是三角关系里的“第三个人”
如果只从蝶衣和小楼的情感出发，菊仙很容易被写成阻碍他们关系的女人。但巩俐演的菊仙从来不是一个工具人。她从妓院出来，知道自己在男人的世界里没有天然的保护，所以她主动跳进段小楼怀里，主动要求婚姻，也主动承担了成为“段太太”的全部风险。她不是来拆散霸王和虞姬的，她是在争取自己可以不再被人随意丢弃的一生。
Jane特别喜欢菊仙的勇敢和善良：她记得菊仙在蝶衣毒瘾发作时像母亲一样抱住他，也记得她明明嫉妒蝶衣，却在段小楼被围殴时冲进人群，最后失去孩子。这个细节把三个人的关系从简单的情敌竞争里救了出来。菊仙和蝶衣并不是互相憎恨的两个女人，她们在不同位置上都看见了段小楼的软弱，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照顾过这个男人。
豆瓣用户“马萌萌来了就”说自己看过十多遍，越看越觉得影片无法用一句点评概括。她提醒读者，不要只把视线放在同性恋或文革上，因为每个角色都有鲜活的生命。菊仙就是最容易被单一主题遮蔽的人物：她既是一个被父权秩序伤害的女人，也是一个会伤害别人的普通人；她希望小楼不再唱戏，是因为她害怕戏台把丈夫从自己身边夺走；她最后穿上婚服离开，也不是为了完成悲剧的漂亮构图，而是因为她终于确认，自己付出一生守住的婚姻并不存在。
历史不是背景，它会进入每个人的舌头
电影从北洋政府拍到文革结束，时代不断变换，但人物没有一次真正获得自由。日本人懂得听戏，并不代表他们善良；解放军坐在台下沉默，也不代表他们能够理解京剧；红卫兵高喊新的口号，却仍然会以集体的方式把人逼到墙角。程蝶衣在日本人面前唱戏时看见了一个懂戏的听众，段小楼却只看见民族和立场的危险；两个人的分歧，后来会在更大的历史压力下彻底爆裂。
豆瓣用户“杨sir”说，经典的意义在于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一面：有人看京剧，有人看张国荣，有人看同性情感，有人看时代变动。这个说法并不空泛，因为电影确实把这些层面压在了同一条戏路里。艺术、性别、阶级、民族和政治不是五个并列的主题，而是同一批人一再被迫作出的选择。
四氯化碳233则把文革段落看作全片最让人不寒而栗的部分。他注意到段小楼为了保住自己，出卖了蝶衣，也出卖了菊仙。那不是一个恶人突然露出真面目，而是一个曾经重情重义的人，在恐惧里逐步放弃自己。电影没有把背叛拍成戏剧化的反派宣言，而是拍成一句句被逼出来的话。人先是说“我不知道”，然后说“我只是跟着别人”，最后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伤害别人的人。
结尾处，段小楼和程蝶衣重新唱起《霸王别姬》。他们都已经老了，台下没有当年的掌声，台上也没有真正的霸王。程蝶衣念对了那句“我本是男儿郎”，像是终于认回了自己；可他转身拔剑，又把自己交还给虞姬。这个结局不是因为他单纯而美，而是因为他一生都没有找到比戏更可靠的语言。戏成全了他，也困住了他。
《霸王别姬》值得重看，不是因为它可以让人方便地说出“经典”二字，而是每一次重看都会改变你对某个人的判断。第一次可能心疼蝶衣，第二次可能更理解菊仙，第三次会发现段小楼并非只配被骂。电影最终留下的问题也许不是“谁更值得爱”，而是人在一个不断要求你改口、改名、改身份的世界里，还能不能保留一部分不肯被改写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