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飞，一个曾经的飞天奖得主，如今却成了老赖。这比电影本身更让人唏嘘。他执导的《火种》，本想传递信仰的力量，结果却在债务的泥潭里挣扎。 今年六月，陈剑飞还站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台上，激情澎湃地向学生们讲述李大钊如何坚守理想。然而，转头不到一个月，执行信息网就显示他名列失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记录竟多达四十条。台上是历史使命感，台下是焦灼不安的器材商们。这种反差，就像把高喊为信仰献身的标语，硬贴在催款的账单背面。 《火种》用了五年时间，投入了高达八千六百万，可最终只到账两千一百万。2025年10月16日上映后，票房惨淡，仅仅到12月10日就只有138万。 陈剑飞曾是八一厂的演员，也曾因《夜幕下的哈尔滨》被许多人熟知。如今，他却将自己的人生，导向了失信题材。海南格壹影业，他与大股东的公司，牵扯了近二十个债务纠纷。 几乎都是在拍摄《火种》期间产生的：器材租赁、劳务费、服装道具、后期制作…… 拖欠的金额已经超过千万。
比如，东阳的两家器材租赁公司，早在2020年12月开机就进场了，合同总额高达二百八十九万。机器刚运进片场，拍完一场戏，一分钱也没收到。当时，陈剑飞拍着胸脯保证：投资款一到就结账。 然而，投资款迟迟未到，戏却已经杀青了。 辗转诉讼，经过一审二审，法院终于支持了他们的诉求并进入执行阶段。五年过去了，这笔钱依然渺茫。法院已经将陈剑飞在北京大兴的房子查封，评估价值近两千万。 房子原本准备拍卖，却被家属以共有份额为由提出了执行异议，又引发了一场代位析产的诉讼，拍卖暂时搁置。 案子虽然有了终本的判决书，但债权却依然悬而未决。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绝非简单的项目难，而是赤裸裸地把供应商当成了缓冲垫。武姝彤，也就是该片的制片人，曾向媒体透露，这部电影实际上是一个政府项目，从2019年就开始筹备。她说：求爷爷告奶奶，只要有一点钱，就先铺在作品上。 据称，对外欠款高达两千万左右。此时，陈剑飞的心里盘算的是：即便重映，也要靠票房来还债。 然而，器材商的心里却在想：你重映一百遍，先结我那二百八十九万的租赁费行不行？
类似的情况在行业里屡见不鲜。小公司垫资拍片，剧组没钱就开白条，即便胜诉了执行也往往卡壳。查封资产又产生争议，共有继承人提出异议，拍卖也无法顺利进行。 法律并没有错，每个人都有异议的权利，也有追讨债务的途径。 但失信就是失信，那张限高卡，如影随形。 无论陈剑飞再多讲述李大钊的理想，都无法抵消欠款未还的事实。 更讽刺的是，陈剑飞否认了网上流传的开机获得七千二百万补贴的说法，称那只是投资，补贴是可有可无的。可事实是，这些资金根本没能支撑起整个拍摄。 格壹影业的注册资本虽然高达六千七百万，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缴。 供应商拿着胜诉的判决书，如同捧着一张烫手的奖状，苦恼的是如何才能追回血本。 主创团队明年计划借李大钊逝世一百周年，重映这部电影，希望能东山再起。 然而，债权人可等不了信仰回款，他们更需要的是现实的资金。
我总觉得，这是把情怀当成了流动资金，烧到一半，火熄灭了，债却已经落地了。 中戏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掌声中对未来的憧憬无限。 而在东阳的器材租赁公司里，老板却只能对着执行裁定发呆，无奈地低头。片子讲的是坚守理想，而现实却是如何追回那二百八十九万的票子。 我想说的是：当导演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宣扬传递信仰的力量时，欠器材行的那笔钱，也应该被视为传递的火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