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丽鸥叫停与《别班》联名合作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府 图IC
因颠倒历史记忆、丑化中国形象、煽动对立情绪，日本TBS电视台热门电视剧集《别班》第二季近日引发广泛争议和批评。请看专家分析。
——编者
王梦雪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热门剧集《别班》第二季引发广泛争议，TBS社长龙宝正峰回应称该剧纯属虚构的娱乐作品，无意敌视特定国家，同时承认需要检讨暴力描写尺度。合作方三丽鸥公司则宣布，全面终止与该剧的联名合作及后续宣传。
仅以一句轻飘飘的“虚构创作”声明，并不能消除这部日本国民级剧集带来的负面认知影响。
强化对华安全风险判断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官方文件中持续强化对华安全风险判断。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军事、情报等领域不断强化风险预警，但仍保留加强安全对话、管控不测事态的表述，整体维持“竞争与管控并行”的基调。
《别班》第二季的核心主线，围绕剧中设定的“中国秘密组织”绑架日本陆上自卫队非官方情报组织“别班”成员、主角团队跨境营救展开。TBS第19集剧情简介中，直接以“恶的威胁”形容阻挠营救的力量，将整场冲突简化为正义救援与恶意阻挠的二元对立。
为强化这种二元对立，剧集甚至强化剧中设定的“中国秘密组织”的跨境行动能力与所谓极端暴力属性，且不交代合理行动动机，将其锚定为不可沟通的敌对形象。观众在关心人物命运的同时，也被引向预设的敌我判断，滑向对中国的整体不信任。
正如《想象中的政治》一书所指出的，政治电视剧与政治学研究同为对政治世界的意义建构，反映并塑造着公众理解政治的方式。当国家身份被嵌入残酷反派的塑造中，便不可避免地产生认知扩散的风险。观众即便明知剧中的情报组织是虚构的，也很容易将剧情引发的恐惧与厌恶，投射到其背后的中国国家身份之上，进而推高现实日本社会中的涉华对立情绪。
更有甚者，该剧颠倒了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历史定位。侵华日军对中国军民施以酷刑的暴行，有大量史料与证言佐证。该剧却将这类历史暴行转嫁给中国角色，把日本情报人员塑造成受难者与营救英雄。这种叙事会进一步强化日本观众对本国角色的同情与对华敌意，淡化对侵略历史罪责的认知，甚至为现实中的秘密情报行动附加道德正当性。
从大众故事到政策动员
在当下的日本政坛，已经出现了通俗影视叙事与具体政策议程的互动。日本维新会干事长藤田文武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言时，在提及《别班》热播后谈到国家情报局的建设及情报功能的强化，借一个公众熟悉的文化符号，将话题带入现实安全议程。
这一联系说明，影视故事能够为政策倡导者提供现成的表达资源。如果政治话语习惯于将二者模糊勾连，势必导致极为严肃的国家重大安全决策寄生于尚未经过现实检验的大众感性认同之上。
日本政府近年来对认知领域与战略传播的高度重视，也构成了观察这一现象的政策背景。日本外务省在2027年度预算概算要求中明确提出，将通过强化全球信息分析、战略性对外传播以及公共外交，全力营造有利于日本外交与安保主张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一预算安排，客观反映了日本官方对大众传播生态与国家安全战略环境之间深层联动的明确认知。现实中，日本自民党、维新会等保守势力呼吁建立统一对外情报机构、强化情报人员法律豁免的诉求已持续多年，《别班》的热播恰好为这一议程提供了舆论氛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政治人物对追剧的公开提及，进一步放大了剧集与安保议题的关联度。
与此同时，面对借助大众文艺渲染外部威胁的倾向，日本国内同样存在对这种敌意塑造的警惕声音。《东洋经济》10月16日刊发的评论就指出，剧集以实名方式将中国设定为敌手，与日本社会的对华不信任情绪、政府安保认知的变化形成共振，提醒日本应避免让情绪支配对华政策判断。
影响可能超出文娱范畴
从长期来看，这种将中国塑造为不可沟通的敌对者、将日本情报力量包装成正义受难者的叙事，影响可能超出文娱范畴，从民间认知到政策选择层层传导，持续侵蚀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与政策弹性。
首先，民间互信的底层土壤遭到冲击。对于历史认知相对薄弱的日本年轻群体，流行影视是他们构建外部国家印象的重要渠道。当暴力、无底线的负面符号持续与中国身份绑定，极易固化刻板印象，拉低对华好感度。这种认知偏见会为正常的人文、经贸交流增添阻力，消解中日民间友好的长期积累。
其次，依靠敌意动员的叙事最终会反过来束缚政策选择。当“残酷敌手”的形象成为日本公众理解中国的固定认知框架，后续的双边摩擦就更容易被用来证实原有的判断，缓和、合作的信号就需要付出更高的解释成本。日本政府推动强硬措施时，可能更容易获得舆论共鸣，而要说明妥协、管控与合作的必要性，则会面临更大的舆论阻力。
总而言之，《别班》的争议提示我们，对华安全政策的社会认知基础也会在日常的娱乐消费中悄然形成。日本商业文艺作品制作方应当正视将真实国家身份、沉痛的历史创伤记忆与极端暴力叙事绑定的传播后果，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现实中日本的政策倡导者更不应以虚构剧情为论据，为国家情报机构谋求职权扩张。
把对中国的敌意积累为支撑国家防卫角色激进突破的心理跳板，不仅会不可逆地侵蚀东亚地区本来就脆弱的战略互信，最终也将严重挤压日本自身的战略自主以及外交回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