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十一月，英国国会开幕，一场蕴含着皇室仪典的盛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身着庄严礼服，佩戴着象征权力的帝国皇冠，头顶闪耀着光芒。红色天鹅绒披肩下，她恪守五百多年的老传统，每一个动作都力求完美。那一天，戴安娜也随女王和查尔斯一同出席。她刚嫁入王室不久，风华正茂，只有二十出头，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她，期待着她展现出怎样的优雅姿态。
她那天却做了一件在王室眼中，被认为“逾矩”的事情。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将长发精心扎起，而是让发型师理查德·道尔顿为她梳了一个后颈的低发髻，造型灵感来源于上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的经典女星。银色斯宾塞王冠在她的额前熠熠生辉，白色礼服衬托着她如雪般的肌肤，当她从马车中款款走出时，人群的反应就像火山爆发一般。她们习惯了她那头蓬松卷翘的短发，如今，这利落又带着复古魅力的发型，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惊艳。
第二天，英国的报纸头版头条，全部聚焦于她的发型。原本应该占据版面的女王国会演讲内容，被迫地被挤压到角落里，几行小字了事。王室传记作家詹姆斯·惠特克在纪录片中毫不掩饰地直言不讳：“这样一个庄严而至关重要的场合，本应是君主制运作的重要一环，却被戴安娜的发型彻底抢走了风头，所有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女王当下的反应如何？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在回忆录中坦诚地写道：“女王并不高兴。” 惠特克的说法更加严厉：“这件事真的激怒了女王”，更关键的是，女王的怒火并非仅仅因为她改变了发型，而是因为她选择在国会开幕这一天做出改变。
惠特克甚至给出了一个沉重的评价：这样的举动“对民主和温莎王朝都不太好”。 当时的发型师道尔顿后来回忆起，那次经历后他和戴安娜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后都变得异常谨慎，因为“她的头发已经变成了一件关系重大、不容忽视的事情”。戴安娜被训斥了，斯宾塞用了“told off”这个词，而不是“建议”或“提醒”。之后，只要她与女王同场，她的头发便统一梳成简洁朴素的样式。一个能引领全球女性改变发型的女人，在白金汉宫那严谨的权力秩序面前，选择了屈服，选择了妥协。
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十年后的1990年，戴安娜与另一位发型师山姆·麦克奈特合作，为《Vogue》杂志拍摄封面。在拍摄过程中，麦克奈特将她的头发巧妙地别在了王冠的下方，打造出一种“假短发”的视觉效果。照片拍完后，戴安娜好奇地问他：“如果让你完全自由发挥，你会为我设计什么样的发型？” 麦克奈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直接把头发剪掉，重新开始。” 戴安娜听到后，眼眸中闪烁着一丝决绝的光芒，随后果断地说道：“那你现在就来吧。” 一把剪刀落下，这个改变一发而不可收拾。
麦克奈特后来解释说，九十年代初的时尚潮流正在从八十年代的浮夸蓬松风格转向利落、中性、更具力量感的“power dressing”风潮，许多女性都选择了剪短发。但戴安娜的短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性的符号，绝不仅仅是因为她顺应了潮流。麦克奈特更深刻地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她渴望独立，渴望展现出强大的女性力量。“剪头发，是她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她不想再躲藏在厚重的刘海和长发后面，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了。”
将这两段故事联系起来，就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逻辑。1984年的发髻，是一个“无意的越界”。戴安娜或许真的没有预料到，在如此庄严的国会开幕式上，一个精致的发型就能轻易地分散所有人的注意力，让王室的严肃氛围黯然失色。但那件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体系里，她的美丽，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必须在可控的范围内。你可以美丽，但不能美丽到让周围的人觉得不重要，可有可无。
而她在1990年的回应，则不是继续在那个无形的框架中寻找安全的角落，而是彻底地推翻了这个框架，做出了一个更为决绝的选择。剪短发，是一种更彻底的宣告，它不再是一个可以在“重要场合”轻易恢复的造型，而是她坚定的自我表达，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独特的形象。长发可以盘起来，隐藏起来，但短发却时刻提醒着世界，她是谁，她想要什么。戴安娜的悲剧，并非在于她不懂得规则，而在于她太懂了。1984年之后，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些规矩的束缚。但她用这把剪刀，向所有人宣告：她可以遵守规则，但她的样子，最终由她自己来决定。
那场国会开幕之后，她便再也没有留过长发。一个简单的发髻，换来了一个女人一点点夺回对自己形象掌控权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