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伟大的长征》第17集时，有一个镜头让我反复倒回去看了三遍。通道会议那场戏中，屋内光线昏暗，几乎看不清人脸。李德坐在中间，毛主席想发言时，他抬手就挡，气焰嚣张到屏幕外都能感受到压迫感。镜头一转，1935年1月15日，遵义柏辉章公馆二楼，阳光从窗户直射进来，毛主席坐到了桌子的核心位置，而李德则拖了一把椅子坐到窗边，还狠狠推了一下椅子以发泄不满。同一个李德，同一把椅子，不到一个月时间，位置完全颠倒了。
这三十多分钟的室内戏，真正让人紧张的不是谁坐哪里，而是博古做报告时还在强调敌我力量悬殊的问题。湘江战役中，红军从八万六千人减少到三万人，但他避而不谈指挥失误，将责任归咎于客观条件。周总理站起来直接承认错误，并请求组织处分，这一举动改变了会场的气氛。随后，张闻天和毛主席接连发言，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除了博古、李德、凯丰三人，其余参会者都站在了另一边。
遵义会议并非突然召开。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主席提议放弃北上湘西改去贵州，李德和博古当场反对，但张闻天、王稼祥、周总理等大多数人都赞成。那次会后军委仍按李德的意见行事。到了12月18日黎平会议，周总理主持，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放弃湘西计划，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紧接着12月31日猴场会议，决定作战方针和地点选择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架空了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
因此，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幕时，博古和李德手中已无实权。会议持续三天，最终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然而，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仍是党内负总责的人，常委未分工。直到1935年2月5日，在云南扎西水田寨的一间雕花房子里开会，才定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主席协助周总理进行军事指挥。再往后，3月10日苟坝会议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多数人赞成，只有毛主席一人反对，最终被说服撤消进攻计划。这次风波后，成立了周总理、毛主席、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
从遵义城里的阳光照进来的屋子，到扎西的花房子，再到苟坝的马灯，权力是一步一步转移的。转折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完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会议、争论甚至深夜提着马灯去敲门的说服逐步实现的。那个冬天，三万人的红军就这样换了掌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