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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海楠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跨境流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依法规范关键技术出口、防范技术失控和不当扩散，既是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正常国际技术交流合作、推动科技向上向善的现实需要。近日，商务部、科技部发布2026年第48号公告，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公开征求意见，并对相关技术实施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
此次修订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三大领域，拟增列40项关键技术，其中拟禁止出口14项、限制出口26项。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此次目录修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以精准列管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配套分级分类管理和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统筹发展和安全、自主可控与对外开放，推动我国技术出口管理向更加成熟、更可预期的制度化方向迈进。
从“产品思维”转向“能力思维”，精准列管筑牢安全底线
筑牢关键技术安全底线，既要正面精准列管，也要对规避行为严密防范。如此方能确保在“一立一防”之间，安全底线得以真正兜牢。
“此次修订的首要意义，在于推动技术出口管理从‘产品思维’转向‘能力思维’。”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在拟禁止出口的14项技术中，人工智能驱动的恶意代码生成与变异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细胞和基因治疗工艺平台、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组件生产技术，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能够持续生成竞争优势的“能力平台”。
在肖尤丹看来，这类技术一旦出境，损失的绝不是一次性交易对价，而是整个技术轨道的领先身位。“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入列，意味着管理对象覆盖算法—智能体—算力这一完整的人工智能能力链条，堵住了以往只管理单项技术、却可能被通过系统集成绕开的漏洞。”
而要实现管理精准，必须先确保边界清晰。此次修订对多数技术明确了具体指标，而利用相关技术制造的产品不在管理范围内，为企业划定了清晰的合规边界。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漆彤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醒，企业在出海架构设计中，不能简单通过业务拆分、第三方中转、云端异地部署、技术形态包装来规避管理。
分级分类、管促平衡，为高水平开放留足制度空间
安全与开放并非对立。肖尤丹强调，此次政策最值得关注的制度信号，是对“技术出口”作出精细的行为类型区分，而非笼统的地理边界划分。
“这等于在规则层面确认，知识产权的正常商业化流转与技术的实质性转移受到差别对待。”肖尤丹进一步解释，即以许可和服务为变现路径的“轻转移”模式基本不受影响，涉及核心资产让渡的“重转移”模式则需走许可程序，“将开源和已进入公共领域的技术明确排除，消除了企业参与全球开源生态的顾虑；对境外自建算力中心、联合研发、国际标准制定等适用自动许可，也为企业全球化布局保留了制度通道。”他还表示，相关安排抬高了竞争对手获取中国先进技术的成本，延长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独占回收期，总体上构成对长期研发投入的正向激励。
既防“管不住”，也防“管过头”。漆彤主张，借鉴域外出口管理制度必须坚持批判性镜鉴，不能照搬泛化国家安全、无限扩张域外管辖的做法。他强调，我国完善出口技术管理，要立足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以法定目录为边界，严格限定管理适用范围；在执法层面坚守法定原则，厘清国家安全的合理边界，防止管理措施不当泛化。
“一方面压实技术出口登记等合规义务、筑牢安全底线；另一方面审慎界定管辖范围、避免过度干预企业正常商业跨境经营，从而实现国家安全与对外开放贸易利益之间的平衡。”漆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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