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高校图书馆工作》公众号，原文为2026年10月14日网络首发。
AI时代的知识管理者：图书馆学将承担怎样的使命？
柯平
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
0引言
从历史发展来看，图书馆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现代文明实际需要的产物，其角色和使命因社会分工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人类社会创造文字并产生文献后，随着文献数量的增加，围绕文献收藏和整理的社会分工逐渐形成，专门的收藏处所和管理人员开始出现，最早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由此诞生。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献中的信息和知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推动原有社会分工不断拓展，图书馆的使命也由单纯的文献收藏和整理拓展为信息和知识的获取、组织与利用。
图书馆学的诞生，同样是科学世界知识再分工的结果。随着图书馆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分工，社会科学中开始出现专门研究图书馆事业实践和文献产生利用的知识生产活动。当这些知识不断积累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方法时，图书馆学就产生了。图书馆的角色和使命决定着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图书馆角色的变化也必然影响着图书馆学使命的变化。
进入AI时代，社会分工和知识生产方式再次发生变化，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方式随之改变。AI在提升知识获取效率的同时，使知识可信性和知识的有效查询面临新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使命重心的历史变迁，以图书馆学“知识说”的理论内涵为依据，探讨AI时代下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新使命。
1图书馆使命陈述的四次变迁
图书馆的使命由图书馆的角色决定。纵观图书馆发展史，图书馆角色的每一次变化，其使命也必然随之变迁。最初，作为文献中心的图书馆以文献收藏和整理为主要使命；随着社会教育的发展，图书馆扮演着启迪民智的角色；伴随社会信息化，信息在人们生活中愈加重要，图书馆面向公众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提升其信息选择、利用和决策的能力；进入知识社会特别是AI时代，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图书馆的角色开始由信息中介向知识管理者拓展。
1.1图书馆第一次使命陈述——文化使命
西方公元前3800年至前3500年时的古埃及，以及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苏美尔，都已设有书库文牍。在美索不达米亚附近发现的公元前30世纪的苏美尔寺院图书馆是考古发现的最早图书馆，收藏商业记录、宗教文献和部分书籍。在中国，周朝时已设有守藏室，至秦代，藏书机构更加完整，藏书更加丰富，其功能也逐渐演变为收藏各类学术书籍并在一定范围内提供给人利用。因此，独立意义上的最早图书馆以收藏文献为主，扮演着文献中心的角色，但未向一般社会成员开放，文化保存和传承构成图书馆早期使命的重心。
以文化传承为使命，图书馆天然具有长期积累的文献资源（包括规模、质量和类型）的机构优势，以及据此形成的文化记忆功能。文献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载体，使文化能够脱离个体记忆而获得持续保存的可能；图书馆则通过对文献的收藏、整理、组织与保存，将分散的文化记忆转化为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记忆。这样看来，图书馆似乎只是被动接受文献进入的存储空间：中国古代的文献访求与藏书积累，更多体现为馆藏数量的增加和收藏规模的扩展；西方早期部分私人藏书活动也是为了体现收藏者的身份、声誉和地位。然而，仅仅保存而非利用，难以实现藏书本身的价值和图书馆的使命，图书馆所保存的文献必须通过整理、组织和利用进入社会文化运行过程，才能真正实现其文化价值。郑振铎1950年在《一年来的文物工作》中指出“我们要使图书馆、博物馆不仅是静止的消极的文物、图书的保存所。我们要使它们动作起来、积极起来，负担起它们所应该负担、所必须负担的责任”。这表明图书馆的文化使命不仅在于保存已有文化成果，更在于使文献所承载的文化记忆进入社会之中。由此，图书馆的使命重心转向社会教育。
1.2图书馆第二次使命陈述——教育使命
社会教育制度的建立，使图书馆的价值不再局限于文化保存与传承，图书馆也承担起重要的教育职能。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通俗图书馆可以“诱启社会之常识，儿童之智能”，应大力提倡。1915年，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拟定社会教育各项规程呈并大总统批令》中，已明确将图书馆视为“广求知识，振兴学艺所必须”，将通俗图书馆视为“灌输常识，启迪国民之关键”。同年，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要求“各省治、县治应设通俗图书馆” ，供公众阅览。通俗图书馆向广大劳工和平民开放，不征收阅览费，于是成为推广平民教育的基地。
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进步的文化思潮同样为图书馆教育事业提供了一定保障，众多图书馆纷纷把教育纳入核心使命。例如，1929年成立的抚松县图书馆，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分别购置《万有文库》、儿童书报和通俗书报，设图书部、讲演部、新闻部和娱乐部四部供人士、儿童及一般民众阅览，并明确提出通过持续购置新书，“务期社会教育与时并进”。同一时期，涿县通俗讲演所还附设通俗图书馆及民众阅报事务所，使图书阅览与讲演、报刊阅读等社会教育活动相结合，后来又逐步形成讲演、阅览、教学等多种教育活动并行的组织形式。到20世纪30年代，部分图书馆进一步由提供文献阅览发展到主动开展教育指导。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曾举办升学指导活动，通过陈列高校资料、汇编考试参考书、开展读书指导播音以及解答升学问题等方式，为社会成员利用文献和获取知识提供直接帮助。
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戴志骞就曾强调“图书馆事业之发达，实为普及平民，社会，专门教育之母”。这一判断将图书馆置于社会教育体系的核心位置，标志着图书馆教育使命的确立。
1.3图书馆第三次使命陈述——信息使命
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普及推动我国进入信息时代，图书馆的角色转变为信息中介，其机构使命由面向文献的保存利用、教育服务，转向以回应信息时代社会信息化的需要为重心。信息技术改变了图书馆收藏、处理和提供文献资源的方式，新的信息载体在图书馆馆藏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图书馆的工作不再局限于对纸本文献进行收藏、分类和编目，而是逐步发展出机读目录、数据库、计算机检索和联机信息服务等新的工作方式。
图书馆的机构优势在于有价值的学术信息资源与有特色的信息组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依托本馆资源，于1984年成立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组，通过国际通信卫星查询国外文献数据库，为科研人员提供定题检索和回溯检索服务；20世纪90年代初，又进一步开展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和电子资源服务；1999年，引进美国Sirsi公司的Unicorn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将近年来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于图书馆信息化发展。这一时期，图书馆将自己定位为信息领域的导航者与组织者，以适应整个社会信息化的趋势。
1.4图书馆第四次使命陈述——知识使命
进入AI时代，图书馆的角色进一步转变为知识管理者，其机构使命在于回应AI时代面向未来的社会需要，机构优势在于可信的知识资源、有效的知识组织与高质量的公共知识服务。这一使命的提出，源于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信息获取、检索、汇总和生成的门槛不断降低，图书馆过去以信息组织、检索和传递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服务面临新的技术环境，图书馆不能再仅仅强调自己是信息机构。事实上，当信息获取越来越便捷时，生成式AI及GPT类技术在对信息管理和传播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偏差、透明度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图书馆长期积累的文献资源及馆员专业化的信息组织能力，使其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提供可信的知识资源，并通过有效的知识组织和高质量的知识服务帮助读者理解和利用知识。
因此，AI时代下图书馆的不可替代性优势体现为经过长期积累和专业组织的知识资源，尤其是规范可信的知识资源。与来源复杂、质量参差不齐的互联网信息相比，图书馆能够依托资源遴选、规范组织、专业编目和持续保存等机制，为知识资源提供相对稳定的质量保障。在此基础上，图书馆通过有效的知识组织将分散的知识加以关联和揭示，并通过高质量的公共知识服务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利用。可信、有效、高质量，是图书馆在AI时代必须坚守的三个关键点。
2图书馆学使命陈述的四次变迁
作为以图书馆实践及其相关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图书馆使命的变迁，必然带来图书馆学使命的相应变迁。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PMEST框架，涵盖P（图书馆的主体）、M（图书馆组成因素）、E（建筑原理和工作原则等）、S（图书馆地域性）、T（图书馆时代性），为图书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经典分析范式。其中，时代性表明图书馆及其理论发展始终处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同样指出，相较于为图书馆学确立明确的专业目标，更应关注图书馆学对于图书馆专业实践的作用。可见，图书馆学并非脱离图书馆实践而独立发展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回应图书馆实践和时代变化中不断调整。立足这一认识，可以看到图书馆学的使命相应经历四次重要变迁。
2.1第一次学科使命陈述：以图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
从古代直至近代，图书馆学始终以图书为中心，与图书学、文献学、藏书学相互交融，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图书文献的收藏、整理、分类、编目和利用展开。1910年，谢荫昌将日本户野周二郎所著《学校及老师与图书馆》译为《图书馆教育》，率先使用“图书馆学”一词，此后学界出现了更多标题中带有“图书馆学”字眼的文章。1920年，文华图专正式创办，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诞生了。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上发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倡议，强调中国书籍具有自身特点，从事中国书籍整理者，既需要掌握中国目录学，也应当了解现代图书馆学。1926年，金陵大学筹划开设“图书馆学和目录学”课程，同年刘国钧开展图书分类法和目录学研究。这表明早期图书馆学的实践与理论主要围绕图书文献的收藏、分类、编目、整理与揭示展开。
这一时期，图书馆学将图书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以图书文献的序化与深度揭示为核心内容，学科使命聚焦文献与文化遗产的研究，学科优势体现为目录学、文献学与藏书理论。
2.2第二次学科使命陈述：以读者为中心的图书馆学
1934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要旨》中提出，图书馆包含“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四要素。1957年，刘国钧新增“读者”这一核心要素，进一步提出“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五要素说，并明确提出“图书馆是为了读者的利益而存在的”。同年，《什么是图书馆学？（供讨论用）》中提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即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性质和规律的科学。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图书文献本身，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图书馆事业及其组成要素，其中读者作为重要组成要素进入学科理论视野。
学科研究重心的变化反映在专业教育和课程体系中。1949年以后，随着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与读者和阅读服务相关的课程内容逐渐增多。我国阅读推广课程百年发展历程表明，1949—1966年，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中的服务类课程日益丰富，包括读者工作、图书宣传、阅读辅导等课程，教学讲义有《读书指导讲稿》《读者工作初稿》等。这些课程和讲义表明，读者研究、阅读指导与读者工作已经逐步进入图书馆学教育的知识体系，学科培养内容开始由传统的文献整理技术向文献利用和读者服务领域延伸。
此一时期，图书馆学的学科使命是研究读者需求与文献提供利用，学科优势在于目录学、藏书建设、读者工作（读者学、阅读指导）。图书馆学从以图书为核心的研究转向面向读者的研究，读者需求与文献提供成为学科的重要议题。
2.3第三次学科使命陈述：以信息为中心的图书馆学
进入以信息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图书馆学体现出较强的时代适应性。信息化浪潮席卷社会，情报机构陆续更名为信息机构，全社会普遍将信息作为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学大量吸收情报学、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信息成为学科的研究重心。
学术研究和学科教育体现了这一使命内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信息、信息资源等概念已在我国流行开来，学界围绕学科理论、学科概念和研究对象涌现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研究。信息时代下，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情报交流，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收集、加工、整理、保藏、控制图书与一定社会读者利用藏书之矛盾产生与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在学科教育中，1985年，首届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术讨论会和经验交流会上重点讨论了图书情报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改革、教学大纲的制定等问题，并确立了10门核心课程，包括科技文献检索、图书馆自动化、计算机情报检索等，表明信息已被纳入学科知识体系。
图书馆学的信息使命重心在学科名称上亦有体现。2022年，经过长达20多年对学科命名的争鸣讨论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图书馆学在此次学科更名进程中有很大贡献，这源于学科长期关注信息交流问题，始终将信息置于核心研究位置。此一时期，图书馆学的学科使命是研究信息资源组织管理与利用，学科优势在于学术资源、信息组织与图书馆服务体系。
2.4第四次学科使命陈述：以知识为中心的图书馆学
步入知识社会，叠加社会需求快速迭代与AI迅猛发展的时代环境，图书馆学亟须新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以知识为中心的图书馆学，其学科使命是研究知识资源组织管理与利用，学科优势在于知识资源、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这标志着图书馆学从信息范式向知识范式的转型。
从学科发展基础来看，图书馆天然具备知识资源、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基础，形成了成熟的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体系。传统分类、编目等方法，虽主要服务于文献的整理和揭示，但本质上是揭示知识内容的重要手段。知识社会中，图书馆学的研究重点逐渐由信息查询和获取向知识发现和关联拓展，知识组织相关研究也从资源描述向语义关联转变。知识网络构建使知识组织逐渐成为连接资源、信息与知识的重要环节。近年来，AI更是驱动图书馆知识组织研究从传统分类转向语义空间和知识关联，图书馆学开始以知识管理为使命。
3AI时代下的图书馆学以知识管理为使命
学科理论始终与学科使命内涵相适应。现代图书馆学形成初期，图书馆学的事业学派确立了现代图书馆学基础，适应了从以图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到以读者为中心的图书馆学的使命转移，推动图书馆学由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信息社会到来后，图书馆学信息学派兴起，适应了图书馆学从以读者为中心向以信息为中心的使命转移，在推动图书馆学面向社会发展、促进图书馆学分支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需求快速变化、AI快速发展、数据范式与AI范式（AI for Science）并存的新环境下，图书馆学亟须新的理论指导。图书馆学知识学派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知识交流论、知识集合论、知识资源说与公共知识管理说共同构成了AI时代以知识管理为使命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3.1以知识交流论为基础发展图书馆学理论
1984年，宓浩和黄纯元提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并把社会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点，知识交流论由此诞生。知识交流论认为，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不单是作为社会知识的搜集者而存在，更重要的是负有开发知识资源、促进知识交流的职责。知识通过信息而表达，知识交流依赖于信息手段和处理技术。
从理论发展来看，知识交流论虽没有适应信息社会亟待解决的信息问题，但宓浩和黄纯元的思想洞见具有前瞻性，为知识社会背景下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在AI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生产主体、传播方式和交流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图书馆学需要在知识交流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机构与智能系统之间的知识交流机制，探索AI环境下知识生成、传播、共享与利用的新模式。因此，知识交流论为AI时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是构建面向AI环境知识交流新论的理论起点。
3.2以知识集合论为基础拓展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2000年，王子舟提出知识集合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主要媒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为知识集合。2003年，其又进一步提出图书馆学是研究如何将知识组成知识集合并为人们所利用的一门社会科学，提出知识集合体系包括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三个层面，并构成动态交互的有机体系。同年，他在《未来图书馆学发展的理性走向》一文中总结了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趋向：研究重心向知识领域转移；学科发展从细化走向整合；学术理性由技术倾向人文；研究特点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本土化。知识集合说为知识社会背景下图书馆的认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AI时代，知识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变化，知识集合内涵得到了新的拓展。传统知识集合论将图书馆学和客观知识紧密结合，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组成的供人获取知识的中介，知识受众是知识集合发生作用的终极归宿，以知识集合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可以建立起“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的研究范畴体系。AI时代下，知识集合不再只是文献知识的聚合，而是由不同来源、不同形态的知识单元（既包括AI生成的内容，也包括经过筛选和验证的文献知识资源）共同构成的具有内在关联的知识体系。由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传统文献内容扩展至多源知识内容。
3.3以知识资源说为基础强化图书馆资源优势
2003年，笔者在上述知识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图书馆学的“知识资源论”，指出图书馆的知识不是大脑储存的知识或隐性知识，也并非零碎知识，而是经过有序整理的知识或组合的有效知识，即知识资源。此后，笔者连续撰文探讨了图书馆学的知识性，提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是知识资源。知识资源包括学术知识资源和非学术知识资源，AI时代多了很多非学术知识资源，图书馆理应将这部分也纳入知识管理的对象。知识资源的传承原理就是在原有知识资源基础上增加知识资源数字化、知识资源整合、知识资源经济效益，把数字化多媒体加以存储利用管理，以最大化实现这些数字资源的价值。
知识资源说在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知识社会图书馆的实践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AI时代，大量不同主体、不同媒介的知识不断涌现，知识资源涵盖更加丰富的数字化、多样化知识形态。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学需要进一步深化知识资源理论，研究对不同形态知识资源的整合；图书馆需要发挥自身在知识资源筛选、组织和评价方面的优势，将多源知识转化为可信、有效、可利用的知识资源。
3.4以公共知识管理说为基础深化图书馆知识属性
2003年，龚蛟腾等人提出图书馆学本质是公共知识管理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公共知识管理。这一观点将图书馆置于社会知识体系之中，认为以人类公共知识为本质的馆藏资源，决定了图书馆的根本属性是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不仅承担着知识资源管理使命，更承担服务社会知识保障的责任。不久后，龚蛟腾深化阐释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归属，认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属性为公共知识管理学，隶属于知识管理学的下位学科。
公共知识管理说的核心意义在于将图书馆学研究从知识本身延伸至知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关注知识如何服务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2025年，龚蛟腾等人将图书馆学价值体系划分为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两大维度。其中，图书馆学的理想价值体现为存真、达善和求美三方面，即知识管理推动文明进步；文化保障助力社会发展；以人为本实现自我发展。图书馆学的现实价值体现为立身、兴业、惠民三方面，即赋能个体知识素养提升；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支撑社会知识进步发展。这一价值体系对AI时代图书馆学公共知识管理属性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依据。
首先，AI生成的内容大量出现，使得知识真实性、来源可靠性和质量评价尤为重要，图书馆要甄别知识来源和知识质量，让可靠知识进入社会知识积累和文明传承，创新存真价值。其次，AI降低了知识获取门槛，但并不等同于全人类可以公平、有效地理解和利用知识，达善和惠民则要求图书馆进一步关注知识获取机会、知识服务质量以及不同群体的知识需求。此外，AI介入个人知识获取、学习和决策的过程，图书馆立身价值可体现为提升公众AI知识素养能力；AI重塑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方式，图书馆应发展智能服务技术，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现兴业价值；图书馆通过公共知识服务缩小AI使用鸿沟，促进知识成果惠及社会，体现惠民价值。
4结语
在AI快速发展的新环境下，图书馆学必须坚守知识使命，以可信知识资源、有效知识组织和高质量公共知识服务为学科优势，完成从信息范式向知识范式的转型。图书馆学只有接地气、守底线，才能在AI时代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