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钱学森院长竟然被派去郊区轰麻雀的消息，我简直难以置信。这未免也太粗暴，把伟大的科学家拉下神坛，让他在这种琐事中消耗精力，是对我们政策和口号的曲解。他是一位科学家，面对工农兵，他的方式与常人不同。党有更重要的使命交给他，接下来，类似的事情，绝不能再让他参与了！ 1958年午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党政负责人，因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而备受打击。他们迅速进行了自我检讨，并承诺今后绝不再出现此类失误。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让原本应该得到充分支持的钱学森先生，一度陷入了困境，直到聂荣臻元帅的持续支持，以及开国大将陈赓的一次关键表态，才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钱学森的声望，早已享誉海内外。年仅二十八岁时，他便与导师冯·卡门携手完成了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并催生了举世闻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此后，他更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主导了美国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以及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满腔热血，渴望为祖国贡献力量。然而，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高度机密，美国方面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对他的行动加以限制。最终，在舆论、外交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钱学森才得以在1955年的国庆前后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到祖国后，钱学森立刻投入到工作之中，着手组建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并开始了自主研发火箭和导弹的计划。他首先深入东北工业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仔细评估了哈军工的实力。随后，他结合实际情况，于1956年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文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由此开启了围绕钱学森打造科研体系的序幕。同年，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宣告成立，由钱学森担任所长。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应运而生，由他担任院长。 此时，钱学森先生年过四十，尚未成为党员，各方面的资历尚浅。而在力学所和第五研究院内部，却聚集着许多经验丰富的专家和资深干部。不同工作方式和思想观念之间，自然会产生摩擦。一些人暗地里议论钱学森，认为他不接地气，沉浸在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里。
过去的钱学森，在美国时是出了名的固执。他的学生们曾抱怨他的教学方式枯燥乏味，许多人难以理解。面对质疑，钱学森直言不讳地说：我又不是在教幼儿园，你听不懂，那不是我的问题！然而，回到祖国后，他仿佛被春风般拂去烦恼，对待同事，他不再辩解，而是积极参与到工农兵的思想改造活动中。即使是一些非本职工作的活动，他也会积极参与，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轰麻雀事件一样。 让核心科研人员为这些琐事分心，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主管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挺身而出，公开表达了对钱学森的特别关照和对其工作的坚定支持，这种局面也随之减少。 然而，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让聂帅感到有些不悦。
第五研究院成立之后，红军老将、无线电专家、开国中将王诤，被任命为副院长，名义上是协助钱学森工作。但实际上，王诤却常常占据主导地位。 一次，聂帅前往第五研究院听取关于导弹试验工作的汇报。会议上，由于王诤资历老，他自然担当起首先汇报的重任。而钱学森在王诤汇报完毕后，仅仅补充了几个不重要的细节，便不再发言。 聂帅敏锐地察觉到，钱学森的政治声望似乎有所不足，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会后，他将王诤单独留下，语重心长地告诫道：王诤同志，你是我们党内的资深专家，也是老同志，但在工作中，还是要注意，不能事事都抢着先。以后再汇报工作，是不是应该让钱学森同志先讲？他是技术方面的权威，这些问题应该多听听他的意见。否则的话，即使你先讲了，他即使有不同的想法，可能也不好意思再表达了。
王诤听后，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唐突，立刻表示：聂总，您放心吧，我明白了，以后一定注意。 从那以后，当涉及技术问题的汇报时，王诤总是会友善地邀请钱学森先发言，然后再补充说明。 后来，聂帅又找到另一位副院长王秉璋，郑重地强调说：我们要相信并支持钱学森，通过接触，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人，说话谨慎得当，该说的时候也不会含糊。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普通的工程师来看待。
同时，他又找到了钱学森，对他说：虽然我们实行集体负责制，但工作是有分工的。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该抓的工作一定要抓，党委会保证支持你。 在聂帅等党中央领导的支持下，钱学森的工作逐渐开展得更顺畅。然而，不久之后，钱学森却又找到聂帅，略带苦恼地表示希望降职！他说：聂总，其实五院的院长不一定非得是我来做。即使我不做院长，也一样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聂荣臻立刻追问钱学森遇到了什么困难，结果钱学森叹了口气，讲述了一件小事：
几天前，五院下属的幼儿园需要添置几条板凳。园长写了一份报告，却不知该找谁签字。结果一些同事推诿躲避，最后竟让他这位院长去签字。当钱学森看到这份报告时，顿时感到哭笑不得，他一个专心研究技术的人，怎么成了五院的生活管家了？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并非个例。由于事先并未明确说明钱学森这位院长是专管技术工作的，所以当一些行政或生活上的事务需要处理时，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找他签字。除了幼儿园，食堂、采购，甚至桌椅板凳的添置，钱学森都要插手。这让这位技术专家感到身心俱疲。 更为荒唐的是，由于钱学森当时尚未成为党员，无法参加党委会议。而第五研究院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都必须在党委会议上才能做出决定。这样一来，技术专家无法参与技术会议，却要处理日常的繁琐事务，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听完钱学森的叙述后，聂帅这才意识到自己又疏忽了。他立刻安慰道：你不要有任何动摇，你做院长是非常称职的。不必有什么顾虑，行政方面的工作，我会安排妥善，让你尽可能少理。 与钱学森谈话后，聂帅又将第五研究院的党委召集起来，严肃地批评他们说：党委的责任是把大政方针抓牢。你们不要插手技术工作，技术工作一定要让钱学森同志负责。日常行政事务，你们要承担起来。钱学森不擅长这些，不应该去麻烦他。 后来，聂帅又对行政审批流程进行了优化，一些琐事也指定了专门负责人。但毕竟钱学森是院长，许多事情他仍然无法回避。过多的杂务，依然困扰着他。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钱学森的好友陈赓将军那里。当年，他们在哈军工一见如故，开启了一段不常见面、却肝胆相照的友谊。在第五研究院初创阶段，陈赓从哈军工调拨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帮助钱学森解决了燃眉之急。此时，陈赓决定再次伸出援手。 在一次军委会议上，陈赓向领导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研究院存在一种不好的风气：各种外加工的事、行政方面的事，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行呢？钱教授是技术专家，他的精力应该集中于组织和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的事情，不应该推到他那里去管！钱学森教授只要提出技术问题，我们确保解决就行了。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连让他知道都不需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让他一心搞技术，这样才能更快更好地让我们的火箭、导弹飞上天。第五研究院，确实应该再设立一位院长。至于人选，我自告奋勇，我愿意去当。 既然陈赓大将如此建议，而且这样做对工作更有利，最终党中央决定，让钱学森担任副院长，主要负责技术工作。而院长的人选，国家并没有让当时身患重病的陈赓担任。经过慎重考虑，最终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第五研究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主要负责行政工作。 此后，卸下繁琐事务的钱学森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最终在1960年春天，新中国的第一颗导弹在上海成功发射升空，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