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声明公布的那一刻，网络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各种声音铺天盖地而来。旧照被翻出来，履历被仔细端详，最多的评论，则只剩下一句带着疲惫与无奈的太晚了。那位总编辑后来确实说了声对不起，可那三个字在空旷的房间里飘荡，轻得仿佛羽毛，根本无法触及任何人的心弦。我总觉得，这道歉，像一个被敷衍了事的空壳，空洞而无力。 年初那次采访，几位年轻的女演员为了新电影的宣传，本应该聊聊角色和剧本。然而，那位总编辑却突然冒出一句自比男公关，语气里满是轻佻，仿佛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玩笑。袁澧林当场就提出了抗议，语气坚定，话音刚落，对方却无视了她的存在，继续往下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那句冒犯的话，只是一缕无足轻重的气息，被瞬间吹散。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凉意刺骨。 袁澧林后来写的那篇千字长文，记录的，是更早的伤痛。男导演当着她的面，说了一些带有性暗示的话，那语气，随意得就像在点菜一样，毫无尊重可言。台前的灯光璀璨，台后的工作人员却在酒精的作用下，用流利的日语说着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仿佛以为没人能听懂。还有那位男演员前辈，在背后悄悄议论她想借此机会接近他，转头却在拍摄时丝毫不顾及，直接往她的脸颊上亲。 这一个个场景，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她心头。 事后，他们都装作一切都好，一切都未发生过。仿佛那些伤痕，可以轻易地被掩盖，被遗忘。
她把这些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众的那天，网络上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有人赞赏她的勇气，有人质疑她为何不早点说出，还有人挖苦她以前的采访，试图从中找出破绽。 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去横店探班的那段日子。我朋友在剧组负责道具，晚饭的时候，我们蹲在棚外的角落里，吃着简单的盒饭。他指着远处一个副导演，悄悄地告诉我，昨晚酒桌上，那人搂着一个群演姑娘，手一直放在人家腰上，过了很久才挪开。那姑娘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一杯又一杯地陪着他喝酒。 我忍不住问他：没人管吗？
他扒了一口饭，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在圈里算不上什么新闻，别大惊小怪。 他顿了顿，接着说：有些事，说出来，别人会说你开不起玩笑；不说，你就得一直陪笑。反正总有人当规则是摆设，是用来随意打破的。 尔冬升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坦诚地表达了对演员的支持，他认为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演员应该当面说清楚，态度要坚定，寸步不让。他自己拍亲密戏的时候，一定会事先和导演、对手演员详细沟通，把每一个细节都掰开揉碎地谈清楚。镜头里是情节，镜头外是人，任何一方都不能含糊。 他提到自己担任香港导演协会会长期间，接到了一个男演员的投诉，说他被一位男导演骚扰。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被冒犯是女性专属的经历，却忽略了男演员同样可能遭受类似的困境，并以为他们可以忍忍就过去了。那张所谓的面子的网，将所有人困住，谁都难以挣脱。
香港一位经纪人的话更直接地指出了男艺人同样面临危险，甚至可能更加危险。她举了一个例子，她的男同事去饭局上谈合作，导演不停地给他灌酒，而且肢体接触也让人不适，吓得他借口上厕所，最后尿遁般逃离了现场，再也不敢回去。 饭局，有时候真的不适合谈事。 它更像是一个充满算计和诱惑的江湖，有人把热络当成默许，把伸手当成熟络，你只要愣一下，就会被笑着告知别见外。
袁澧林当场指出那次采访的不妥，身边的几位同事，却选择了沉默。她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短消息，说：不是不害怕，是怕完了之后，还得说出口。 那句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如同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这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很多人开始收敛自己，片场的状况比起过去，略有改善。但阳光无法照到的角落，仍然存在着，资源的不对等，权力对人的压迫，依然挥之不去。只要有人把机会当成筹码，把身份当成盾牌，这些事情就不会彻底消失。它总是会选择那些脆弱的人，那些害怕出声的人下手。
朋友家那只三花猫，正蹲在窗台上舔着爪子，尾巴尖一下一下地敲打着玻璃，根本不理会楼下吵闹的人声。它活得比人明白，不想看见的事情，一个头就能解决。 可人，不能总是选择转头。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默默地祝愿，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能少一些提心吊胆，少一些恐惧。这话说出来，自己也觉得有些轻飘飘，但除了这，好像也无话可说了。 有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陋习，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