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集渐入佳境，豆瓣评分一路攀升至8.6，收视率稳居3%以上，最高峰时甚至逼近3.5%，在CVB黄金时段日榜上傲领风骚。人们一边被飞夺泸定桥的场景深深打动，眼眶湿润，一边又被历史的细节所触动，争相翻出尘封已久的故事。这部剧以中央红军为线索，讲述了一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和二十五军的浴血奋战，然而，杨靖宇在东北密林中率领的西征，以及冯白驹在海南母瑞山度过的那八个月艰苦岁月，却连一帧画面都没有呈现。 一位追剧的观众写了一篇颇有深意的长评，引发了广泛共鸣。他将长征比作一场现实版的西游取经，这比喻精妙绝伦。以往的长征题材，往往在遵义会议取得转折性胜利之后，便预示着胜利的曙光。然而，这部剧却另辟蹊径，一难接着一难，即便解开一个困境，新的挑战也即刻到来。毛泽东主席并非孙悟空，陕北也并非西天佛国，更没有哪位神仙会出手相助。他们只是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凡人，用脚底板在泥泞的土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前行。 这个比喻之所以能站得住脚，是因为它没有将苦难庸俗地当作通往胜利的铺垫。苦难本身就是苦难，赤裸裸地存在。湘江河畔的江水染成鲜血的颜色，泸定桥上的铁索摇摇欲坠，草原上的泥土深陷而湿滑。观众刷着弹幕，眼泪止不住地流，并非因为某个口号激昂，而是因为屏幕上的人们在喘息，在颤抖，在咬紧牙关，义无反顾地迈向前方。
接着，这位观众话锋一转，娓娓道来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率领东北抗联第一军两次西征，目的明确：打通与东征红军的联系，接受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西征部队一度逼近沈阳、抚顺，在7月15日的摩天岭战役中，成功歼灭了140多名日军。然而，敌人的围追堵截却如同密集的网，部队长期缺乏补给，几乎弹尽粮绝，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中共中央事后将其评价为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 在西征的胜利时刻，杨靖宇曾写下充满希望的诗句：中国红军，已到察绥，眼看要出关，西征大军，夹击日匪，快快来会面。他坚信再走几步就能与中央取得联系，然而，现实却残酷地打了他的希望。 海南那边的故事，则充满了另一种绝望。1932年秋，琼崖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遭遇惨败，冯白驹带着仅存的100多名战友退入了母瑞山。他们与外界彻底失联，只能靠采集野菜充饥，一种类似假茼蒿的野菜，他们称之为革命菜，用树叶代替棉被，在山洞里艰难度日。到1932年底，100多人只剩下可怜的26人。没有人逃亡，也没有人叛变，他们固守阵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33年4月突围下山时，仅仅剩下25名将士。
这25个人，没有经历过皑皑白雪和广袤草原，他们的长征，是在一座孤山之上，度过漫长而煎熬的岁月。但究竟哪一种生活更为艰苦，却难以简单评判。 那位观众在文章中写道，当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行动，如同夜空中闪耀的繁星，各自战斗，各自闪光。东北抗联面对的是日伪的铁蹄，必须奋起反抗；琼崖军则对抗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也必须奋起反击。形式各异，生存的难度也各不相同，但一难接一难的结构，却是一样的。 这部剧在呈现中央红军如何克服八十一难的艰辛过程中，确实做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甚至连张国焘那条别样的流线，也没有简单地将其描绘成一个脸谱化的反派，而是将其犹豫、算计和最终的走向，融入到这苦难行军的框架之中，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然而，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如果苦难是这部剧衡量英雄主义的标准，那么这把尺子已经亮了出来，量出了中央红军，量出了四方面军，量出了二六军团，只是，东北密林中的西征，以及海南母瑞山上的坚守，却没有被量到。 这并非要求一部60集的剧集将1934年至1936年期间所有红军部队的每一步都悉心展现，那是不可能的。但全国一体这四个字，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之上，那它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只有当这四个字落实在杨靖宇饿着肚子，朝着热河方向艰难跋涉，落实在冯白驹在母瑞山上，数着剩下的几位战友身上，它才真正成为了一个组织概念。 那位观众提出了一个简单而精妙的建议：在剧本创作时，将东北抗联和琼崖两段故事加入其中。这个建议并非难以实现。长征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文化差异，被不同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并非仅仅依靠将口号翻译成英文，而是因为人们能够看到一群人，在没有奇迹出现、没有后退的退路、没有确定性的指引下，依然选择继续前行。东北密林里西征的队伍，以及母瑞山上奋力突围的25人，他们所做的是同一件事。
如果苦难是这部剧衡量英雄的标尺，那么杨靖宇的西征，以及母瑞山的25位将士，是否也应该被这把尺子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