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那个夜晚，香港浸会学院大专会堂里，灯光璀璨，掌声雷动。我仿佛还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激动与期待。而我，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外套洗得褪色的牛仔，从澳门的片场急匆匆赶来，却赶上了最佳男主角的宣布。那一刻，我笑得那样孩子气，像个被老师夸奖的小学生，捧着沉甸甸的奖杯，手指颤抖地捏啊捏，甚至险些把它捏碎。 那年的4月24日，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郑裕玲和钟景辉在台上念着名字，而我的心跳却仿佛停止了。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但我脑袋里却只有一个念头：怎么会是我？之前三年，我挣扎着，努力着，结果却总是无功而返。
我提名了三届，我穿了‘踢死兔’三届，我等了三届，为何等到我今晚没有心理准备、穿得最随便的时候才得到这个奖？我很遗憾。我对着麦克风说出了这些话，带着一丝调侃，却又隐藏着深深的苦涩。这并非玩笑，而是三年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 1985年，《等待黎明》让我站在了追逐梦想的起跑线上，但终究败给了李修贤的《公仆》。1986年，《女人心》再次让我燃起希望，然而郑则仕的肥猫形象却更胜一筹。 每一届，我都穿着笔挺的礼服，屏住呼吸，期待着那一声周润发，可每次得到的都只是空空的回响。那时，香港电影圈里，关于我的评价并不好听，仿佛一张挥之不去的标签——票房毒药。
电视剧《上海滩》曾将我推向了家喻户晓的境地，可我转型到电影之后，主演的片子接连落寞，票房惨淡。金像奖是香港电影人自己的节日，是主场的投票选举，更让我体会到失败的滋味，输给谁都难以释怀，输给自己更是痛苦。 所以，第四次入围时，我早已失去了最初的雄心，并没有再执着于装扮。谁又能想到，《英雄本色》里那个原本只是客串的小马哥，最终凭借着一路爆发的戏份，成为了全片最耀眼的角色？即便如此，我的内心依旧闪过一个念头：又陪跑了。
当时，我在澳门拍摄《江湖龙虎斗》，毫不犹豫地请了半天假，连礼服都懒得准备，就穿着衬衫、夹克、牛仔裤，匆匆赶往香港。命运的转机往往出现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当我听到名单念到我的名字时，我彻底愣住了，甚至忍不住掏出了一张请柬，当场递给了正在主持的郑裕玲，宣布了我和陈荟莲结婚的好消息。那一夜，领奖和派喜帖，两个毫不相关的事件，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仿佛电影情节般令人唏嘘。 说起来，《英雄本色》当年，业内几乎没人看好。吴宇森被嘉禾公司下放到台湾，朋友们劝他放弃，嘉禾最终直接将他解雇。狄龙刚刚与邵氏解约，处境十分艰难。而张国荣，也只是临时被拉来救场。我自身也背负着票房毒药的污名，甘愿放弃片酬，不挑角色，只求一个能够演出的机会。正是在这样一群人，在一次次的磨合和碰撞中，我们最终完成了《英雄本色》，它以3465万港币的票房成绩，打破了当时的香港影史纪录，也点燃了黑帮英雄片这一类型的火花。
影片里，小马哥有句台词说：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而当我在台上接过奖杯时，脱口而出：这个奖，我等了三年了，三年啊，我所表达的，正是那份积淀已久的渴望与期盼。 回过头看，这两句话之间，有着怎样的奇妙的呼应？ 1988年的第7届金像奖，我重新穿上了笔挺的礼服，凭借《龙虎风云》里的高秋，再次登上了领奖台。那一年，我的三部电影——《龙虎风云》、《秋天的童话》、《监狱风云》——奇迹般地垄断了最佳男主角的提名名单，创造了纪录。最终，高秋战胜了船头尺，我笑着说：很意外，想不到船头尺会输给高秋。与之前的心情截然不同，这次的喜悦是释然，是证明，是厚积薄发之后的胜利。三次礼服，三次落空，而这件夹克牛仔裤的夜晚，成就了一座奖杯，也让我的人生轨迹悄然改变。 那一夜之后，我不再仅仅是华语影坛上的发哥，更是在之后陆陆续续地，获得了十七次金像奖提名。值得一提的是，在第6届金像奖颁奖礼上，还有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小细节：我曾代表许鞍华领过十大华语片奖，当时我曾说：得奖以后会更加努力，不过没有导演找我，希望多有人来找我。三年之后，那个没人找的演员，却成为了整个香港最想合作的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开出惊喜的花朵。
